然而，一旦认识到作为规范适用机关的法律人仍然是实在法的创造物，法律人就必然处于实在法体系之内。

在实践中, 高质量发展具体体现为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产业体系现代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角度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二是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还提出, 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对司法制度的完善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从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来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概括为八个方面，其中首要的目标任务就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充分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入专题： 高质量发展 法治保障 。

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而建设全民守法的法治社会需要提升全民法治观念, 需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可以看作是在精神文明层面的提升。二是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在执法环节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其四，由于法律人需要务实地解决问题，他们就必须进行后果导向思维，而法学院无法提供这方面的训练。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何作为规范适用机关的法律人，经常被认为拥有造法的功能，因为他们会在适用法律的同时有限度地发展实在法，而那个发展仍能归于实在法本身。仅以类比推理为例：一方面，受罪刑法定原则所限，类比推理不得在刑事领域运用，但其他法律领域却无此限制。由于法律人的法律陈述既不是他的个人陈述，又不是纯正法律陈述，它又被称为法律的超然（detached）陈述。由于法律人的法律陈述必然寄生在纯正法律陈述之上，如果该种陈述根本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法律人的超然陈述。

这同时表明，尽管其他三种法律仍能间接适用于法律实践，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实在法的一部分。相反，什么是法律人或规范适用机关，他（它）们应当怎样作出决定以及应当作出怎样的决定，取决于实在法体系。

第三，法律人必须作出法律的判断，而非个人判断，他们必须持有一种独特的观念，即以法律的判断取代个人的判断。即使强烈质疑法律人格化主张的德沃金，也在很多论证中不自觉地依赖这项能力。所谓名词化的法治，就是说法律的统治的字面含义才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即真正的统治者是法律，而非人。尽管如此，将法律人当作讨论的起点仍然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更容易满足受经验和直觉支持的自明之理的要求，它们将成为展开论证的牢固基础，然后再过渡到对法律的进一步讨论中。

关于法律推理，存在从极端到温和的各类看法。如果认为法律、道德、物理学或医学领域遵守不同的逻辑法则，这要么是因为它们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术语，要么是因为赋予相同术语以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个疑问不能说全无道理，尤其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普通人经常很难区分这两种陈述，但这仍不足以消除它们之间的界限：其一，只有通过区分出这两种不同陈述，并使得法律人的法律陈述寄生在纯正法律陈述之上，其他人，尤其是其他的法律人才能判断出，法律人所作的具体陈述到底是个人陈述还是法律陈述。进而，法律人的陈述不过是某种经过伪装的个人陈述，虽然这个伪装可能非常重要，如发挥诸如意识形态式的效果，但那仍只是法律人自己编造的神话，以掩盖法律人与普通人其实根本没有区别的真相。

第二，道德义务是最重要的义务，一旦其他类型的义务与道德冲突，后者就必须退让。一方面，这对法律这种公共判断标准提出了一些更具体的要求，如法律必须以公布等方式让人们知道，以保障法律人所适用的和他人被适用的是同一套法律。

而法律人的法律陈述，不过是作为法律代言人的法律人替法律作出的陈述。尤其是时空性条件，它直接表明目前正在生效的实在法，是正在活着的法律。

因此接下来，需要作两个关联讨论：第一，这些不同于法律推理的部分是什么？第二，它们是否具备独特性？但一个明显障碍矗立其间：由于法律人思维必然是以法律推理为核心的，如果这些不同的部分仍可放置在法律人思维的名号下，它们就很难说与法律推理真的存在差别。或者这样说，法律人所作的法律陈述，是他从法律的观点（legal point of view）所作出的陈述。于是，是否存在规范适用机关，就成为是否存在法体系的核心标志之一。然后，苏力教授逐一批评这些主张：其一，即使存在法律人思维，它也不可能独特。这个主张颠倒了法律人与实在法体系的关系：实在法体系的存在及其内容，并不是通过法律人或规范适用机关的具体行动得以确立的。如，关闭哲学系从经济的观点看是值得的，但从学术的观点看却是有害的。

因此，普通人经常只表达个人关于特定事物的道德评价，而不像法律人一样作出法律陈述，这是法律人与普通人的最关键差别。（一）作为法律之人的法律人作为他人行动合法与违法之判断者的法律人，实际上就是规范适用机关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当然也可以用法律人来称呼组成规范适用机关的具体个人。

就此而言，规范适用机关与实在法不可分割：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实在法的产物，存在怎样的实在法，就存在怎样的规范适用机关。这也说明为何容易出现法律人思维与法律观点的混淆，因为它们均属观念性事物，将它们仔细区别开来并呈现法律观点的重要性，就是本文的核心任务。

法律人在法律实践中使用的标准语句，不能是‘我认为你应当如何行动，而只能是‘法律规定你应当如何行动（It is the law that……）。更精确的说法是，法律人必须表达或展现法律对他人行动的看法，而非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尽管如此，康德式观点仍必须能够归于康德，超然陈述也必须能够归于纯正陈述。同样的，以下误解也需避免：既然实在法体系是借助法律人的适用得以呈现在普通人面前，所以对普通人来说，法律就是那些被法律人呈现出来的内容，而那些未获呈现的内容就不是实在法。其二，如果将两种法律陈述等同视之，就会导致纯正法律陈述就是法律人的法律陈述的结果，法律人于是就取代了实在法体系的地位，而不再是它的组成部分而已，这会再次导致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混淆。一个目前并无法律效力的特定内容，未来有可能成为实在法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应然法的概念。

同样的，道德的效力在性质上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它也不能被一群人有意图地加以改变。温和派的立场优势明显，以逻辑为核心的推理，不会、也不可能针对特定领域。

具体到本文讨论的问题上，上诉例子中老师就是法律，他作出了下午三点交作业的纯正陈述。当某人作出这种悬置真假值的陈述时，意味着两种情况：第一，他在作一个条件句式的假言陈述，即如果康德的理论是真的，那么事物就是如此。

但如果必须接受法律的人格化或名词化的法治，同时还接受存在与法律观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其他观点，甚至它们有可能凌驾于法律观点之上，这种看法明显自相矛盾。因此，尽管不同国家的实在法之间的确可能存在移植关系，但它们注定是不同的或是多样的，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类的普遍实在法。

这里的实在法特指本国目前正在生效的法律，如《民法典》就是中国的实在法，但《民法通则》不是。这一点并不像苏力教授想象的那样，因为法律人可能形成封闭的小圈子而有变化，他们的（私人和公共）行动本身，仍有被其他法律人再作评价的可能。这要求所有个别法的有效性不能直接建立在其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上，它们的内容是以一种客观和价值中立的方式被决定的。如，一旦植物学家说草是绿的，他们必须同时承认草是有颜色的，因为绿色在逻辑上蕴含着有颜色。

于是，前面谈到的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划分再次跳出来，要求在实在法内部区分真正的实在法与虚假的实在法。四、实在法的性质上文的分析表明，由于法律人的判断严重影响他人的规范处境，他就必须直接诉诸实在法来完成这个任务，否则既不慎重，也与法律人身份不符。

法律人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以针对他人作出法律陈述的方式，使普通人意识到存在着正在影响他们的实在法。于是，既不存在独特的法律推理，也不存在独特的法律人思维。

结合公共性和不对称性两个属性，就可理解为何法律人经常被叫作法律官员，尽管其未必在正式权力结构中占据官员的角色。对法律人来说，实在法就是这个本。